“‘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对外开放非常关键的一个调整期，国际、国内的情况都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中国的对外开放面临着‘三期叠加’，即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新一轮的经贸规则构造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深刻转换期。”1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发表致辞时表示。
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做哪些调整？隆国强讲了三点意见：
首先，要深刻地认识中国竞争力升级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过去30多年，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即实现了从过去主要依赖初级商品在全球的竞争跨越到以制成品为主要的竞争。在1985年时，中国的出口领域50.5%的产品还是初级商品，大宗商品包括资源、能源、大宗的农产品等等。到了今天，中国的出口领域95%产品是制成品。但与此同时，在95%的制成品中，尽管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其中有30%的出口是高新技术产品，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只是因为全球分工的深化，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链，所以我国大量的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比如电子产品，但是像iPhone这类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环节依然是劳动密集的环节。
隆国强指出，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我们发现，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势不得不进一步升级。在改革开放之初，支撑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劳动力价格，当时的人均GDP约为148美元，而如今该数值已达7000多美元。与上世纪90年代初比，中国的蓝领阶层工人的工资是我国周边东南亚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时至今日我国该阶层工人工资已是其三倍。多年来，我们靠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如果再往前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时期，人口的数量红利基本上已消耗殆尽。因此，需要我们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升级。也就是，需要实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增值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从而实现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确实产能过剩是非常突出的矛盾，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面临同样的产能过剩问题。产业间的分化非常清晰，产能过剩矛盾较突出的主要有两类产业：一类是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其正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竞争及外需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另一类是近年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工程设备等等。产能过剩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竞争力的不足，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说去产能的重点是要鼓励重组，实际上就是把这些生产要素，集中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去，通过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必须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寻求新动力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国际竞争力升级的重要意义。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其紧迫性。”隆国强说。
其次，要打造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需要牢牢地把握好战略机遇期。眼下，我国面临如此多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为何中央还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呢？与以往相比，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挑战发生了改变。在此新环境下，我国将面临哪些新机遇，在他看来，新机遇体现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在“引进来”方面，高端产业与人才正加速向中国汇聚。2014年，中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同时，在吸收的外资中，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且制造业中更多的是高端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从“走出去”的视角来看，我们也面临很多新机遇，比如危机带来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通过海外低成本并购，中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获得研发能力、获得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的渠道，加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隆国强说，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也在大幅度提升，我国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创造新机遇。“一带一路”战略就是我国主动提出倡议来创造良好外部发展机遇的典范。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国际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会创造机遇，运用得不好便会带来挑战。因此，中国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软实力，运用好已经壮大的硬实力。
第三，打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要有体制保障，要从竞争力升级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体制要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超越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新阶段的中国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要从当前的发展阶段出发，根据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升级的现实条件和目标来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设计，明确要求在2020年之前完成构建基于现阶段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隆国强指出，在“引进来”方面，要进一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营造出法制化的、高效的、透明的营商环境。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去年批准建立的三个自贸试验区都已经在开展试点。与此同时，我国也在对外国投资进一步扩大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对包括养老、育幼、审计、会计、建筑设计、物流、电商等行业加快对外开放。服务业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高端制造业也同样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
我们将对外商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体制，这对政府管理的理念、管理的体制、管理的运作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在“走出去”方面，我国也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曾对对外投资进行严格的限制，到后来变为逐渐放松。随着我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我国的企业需要在全球更加顺畅地配置资源。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对外投资的审批、管理，更要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服务和保护。在此过程中，要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开放的战略相结合，用深化改革构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保障中国打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作者：记者 张倪 孟庆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01月11日）
